许小年：现代化转型之后发优劣势

2014年11月15日，许小年教授发表了题为“现代化转型中的后发优势与劣势”的演讲，百晓生原声呈现许小年演讲全文。

一、中国经济的后发勃发未必是优势

首先，我来澄清一下“后发国家”的概念。“后发国家”就是在现代化转型上落后于先发国家。后发国家被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所压制，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被迫从传统社会转入现代社会。那么，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转型中会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这个题目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但是和中国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以每年大约平均10%的速度增长，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脱胎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比较30年前的情况，当时中国几乎是要被开除球籍的国家（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邓小平的话）。为什么中国可以在短短30年里取得这样的成就？进而，“后发国家”是不是有着某种后发的优势，后发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中国学者对于这个题目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据我所知，最早提出先发优势和先发劣势讨论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杨小凯。杨小凯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同意后发优势的提法，他反而倾向于强调“后发国家”在赶超先进国家的道路上具有某种劣势。虽然杨小凯没有具体说明这个劣势是什么，但我想用市场竞争的例子试图解说。在市场上，作为一个创新者虽然有优势，但劣势也是很明显的：很容易被别人模仿和抄袭。

二、社会如人体：各器官需相互协调

要具体分析“后发国家”的优势和劣势，需要弄清楚“先发”和“后发”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对概念指的是从社会的演化角度来看，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意即现代化转型）。那么，现代社会的特征又有哪些？

在这张图上（如本文左上角所求），我们可以把社会看成一个系统，系统包含了几个子系统。当然，一个社会制度在这里被分成三个子系统，分别是：观念子系统；政治子系统（包括了法律）；经济子系统。社会学上的子系统划分，有一点类似于生物学上（医学上）人体子系统的划分。人体子系统本身都有自己独立运作的倾向，但是同时又和其他的系统是无法分割的。

为了使整个系统能够平稳地运行，三个子系统必须相互协调。就如这医学上的例子，为什么在做器官移植的时候会失败?就是因为人体其他的子系统排斥从外边移植进来的器官。医生事先一定做很多的检验，能够确认其他人体的器官、动物的器官移植到人体身上，不会被人体的各个子系统所排斥。

我在这里把这三个子系统周围用皮带连接起来了。可以设想一下，每一个子系统相当于一个轮子在旋转，它们旋转的方向都一样、旋转的速度差不多，如果这三个子系统运行速度不一样，会产生什么问题？

比如说经济子系统增长非常快，可是政治子系统和观念子系统的转速太慢，那么就会产生张力（表现为连接子系统的皮带会绷得紧紧地）；有些地方会松驰，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就会下降。

当子系统的不协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说经济子系统飞快地旋转，政治子系统不动，最后的结果是皮带张力太大而断裂。皮带断掉则意味着整个系统瘫痪。

三、儒家思想违背了平等的价值理念

那么，现代社会的三个子系统是如何相互协调的？

观念子系统：现代社会观念的核心价值，所有国民信奉的理念是什么。最近总书记提出我们的社会要寻求最大公约数；最大公约数就是每一个国民都可以认同的理念。中国古代社会每一个百姓都可以认同的理念是孝，所以孝是中国古代价值体系的核心。那么，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又是什么？

最近有一些声音支持复兴儒家，把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这种做法首先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儒家主张的是不平等权利，这与现代社会追求平等的基本理念相冲突。而我认为现代社会中最大的公约数是平等，每个人都拥有一样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

政治子系统：政治子系统如何保持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政治子系统必须实行宪政民主制，只有在宪政民主制下，它才能够保护、尊重每个人的平等权利，才能赋予每个人进入到政治体系中，在政治体系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争取和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利。政治子系统是对每个国民开放的，不是某一些阶层、某一群人所特有的领域，这恰恰与传统社会相反。

经济子系统：跟平等个人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是什么？一定是自由市场经济。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每个人可以创业、每个人可以自己寻找工作，找到经济回报最大的工作（经济活动）。在自由市场上，没有人能够利用他的特殊地位（特殊权利）获得特殊的经济上的好处。

现代制度体系的内部协调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刚才所说的是一种单向的协调性，从平等的个人权利延伸出去就会得到宪政民主制的政治体系，一定会得到自由市场的经济体系。同样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够最大地促进个人的利益。只有在自由市场上获得了经济独立的人，才能够保有他个人的自由。

四、鸦片战争输在哪？

中国开始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开始于什么时候？我倾向于把1894年或者1840年算作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1840年鸦片战争、西风东渐，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不可能像传统社会那样再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循环下去。但1840年鸦片战争对中国的触动并不大，五个通商口岸和一个香港对于大清帝国来说只是皮毛。而198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才是切切实实地引发了清朝的震动。这一场战争把中国的精英阶层打醒了。

根据1840年的一些数据统计，不管按照何种方式计算，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国，人口有4亿多，为什么就败在英国人手下了？而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更是让中国精英阶层百思不得其解。究竟输在了哪里？

为什么西方列强，虽然幅员并不辽阔，人口也稀少，为什么进入了现代社会制度以后，就可以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在科技上都显示出极大甚至是压倒性的优势？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的制度体系的效率远远超出了传统社会的效率。这种效率所说的就是只有进入现代社会才可能有科学技术的发展。

清朝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已经意识到了，洋人的武器远远超过中国，所以导致战败。但是他们搞不清楚的第一点是为什么洋人有坚船利炮，而中国没有？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买先进武器就可以和洋人一样先进。

而西方的科学技术的产生脱胎于其先进的观念、经济体制。现代社会制度体系的政治子系统包括了法制，它有效地保护了个人的权利，这对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当个人的权利得到有效保护以后，建立起了正确的社会激励机制;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得到有效地保护，对于这个社会中的精英来说，他们想获得社会地位、获得财富，就不可能通过侵犯他人剥夺他人的权利来获得（这点非常重要）。这样就排除了通过欺骗、暴力的手法去掠夺他人财富。

有些掠夺是直接的掠夺（暴力），有些是通过政治上的安排间接掠夺（比如说皇帝向老百姓收税），我们所说的掠夺并不是赤裸裸的土匪式的掠夺，它包括了非常文明的，通过建立起一种社会制度来进行掠夺。

五、晚清政府仅仅能调动GDP的3%

而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机制是，学而优则仕。社会激励人们去走掠夺性的道路，激励人们在财富的重新分配上重新下工夫，而不是自己去创造财富获得想要的东西。而对于私人权利的保护不仅杜绝了掠夺财富，还刺激每个人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用一个时髦的术语叫做正向激励。

在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制度把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时间精力都引向财富的重新分配，只要进入官僚体系就可以抢占别人的财富。而英国人的激励机制把人的精力和时间倒向财富的创造，而我们的激励机制都是把人的财富和时间，导向重新分配。

由此，现代社会对于传统社会的优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用正确的激励机制提高了人们的创造力，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反过来促进分工协作的工业化生产，进一步提高了经济效率。

不仅如此，就战争而言，就国与国的竞争而言，现代社会的效率还体现在建立起了现代的财政和货币制度，在特殊时期(比如战争时期)，可以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战争中去，而传统社会就没有这样的资源动员能力。比如，中英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GDP世界第一，但是清朝政府可动用的资源极为可怜。由于古老的税收体系，清政府能够用的只是每年GDP的3%;而英国政府当时可以动用的GDP是当年英国GDP的60%。

五、后发优势：德日现代化速度赶超英法

完成了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这些国家在向世界其他地方扩张的时候，两种体系的冲突就开始了。在这个冲突中传统社会全面地溃败，这个溃败使得传统社会中的统治精英，不得不开始探寻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这个过渡是被动的、无奈的之举，当旧统治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时，国民就要对统治的合法性进行怀疑。

所以，纵观世界范围，德国、日本、中国、俄国，这些国家向现代化的转型，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外界的压力下被迫转型；
第二，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不是自下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由统治精英所领导的。

“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不是自下而上由基层慢慢地、逐步地向上层渗透和扩张。自下而上的典型如英国，在基层已经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之后才造成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英国自下而上的渐进过程不同，由精英集团所领导的现代化是集权政府的推动之下，深入快速地进行工业化和国家组织的现代化。速度快、具有明确的目标其明显的优势。

另一个优势在于，“后发国家”可以模仿先进国家的军事、教育、经济体制。日本派精英分子到国外去考察；有了样本就可以由政府集中资源强力推动，因此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化进程要比英法快得多。

六、“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曾风靡全球

德国和日本都推行了土地改革，这是由政府自上而下的行为，把农民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德日在推行改革之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特点是分级治理：国王封一个领主，领主下封一个封臣，封臣再下封一个骑士，分级把国家治理的工作承包。既然是分级承包，每一级的农业所生产出来的剩余（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农业），也就是农民在维持自身的存在所需要消费的粮食之外，剩余都层层被领主截留，不能够送到国家手里。所以为了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财政，使得国家能够把农业剩余来供养先进的军队，去购买坚船利炮，国家就必须取消这层层分封；这是其主观动机。第二个动机是客观的，把农民解放出来，为工业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使得工业化可以顺利展开。

德国和日本的土地改革是在国家的推动之下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它有别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国家、政府主持形成了政府、金融、企业的三位一体，利用“举国体制”来推动本国工业、商业的发展。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开办了很多企业，这些企业和我们现在的央企、国企不一样；日本的企业廉价地卖给了私人资本，由私人资本来经营，政府只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政府一手制造了大财团和实业的联合体，并且与工业、商业、金融联系在一起。

德国人的做法是组织了大型的卡特尔、辛迪加。德国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是垄断的市场经济，所谓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是德国人首先提出来的，目的在于避免无序竞争。

我们经常从褒义的角度去理解竞争。但是所谓有序竞争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竞争从来就是无序的。德国人的想法是，彼此竞争让英国人、法国人得到利益，不如团结起来组织成一个大的垄断集团，避免无序竞争发挥整体优势。

“后发国家”现代化转型的优势还体现在，在政府的主导之下形成了全国的统一市场。这个统一市场的标志是1871年普鲁士击败了法国，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统一了德意志，结束了割据的状态。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形成以天皇为首的中央政府建立起来以后，各藩全撤掉，全国统一市场形成。

统一市场形成就扩大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提高了经济的效率。这就方便了政府集中起资源，投入建设基础设施。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还可以增加军事开支，用军事订单拉动需求。政府的推动之下，德国和日本从一个曾经从海外输入工业制品品的国家变成了输出国家。几十年前，走进一家商店几乎都是是日本制造，100年前是德国制造。100年前，“德国制造”和今天的“中国制造”一样，某种程度上好像是低端品的象征。但正是凭借这样的办法，德国利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向海外输出初级的制成品，而日本早期的输出主要是丝绸。

七、“后发国家”的政治根基并未改变

德国和日本在经济上的快速增长也导致了权力中心的变化。由精英所领导的现代化获得了初期的成功，大大巩固了统治精英的地位。于是，精英们的权威不容挑战，这种顽固性在后期慢慢转变成了“后发国家”的劣势。

由于统治精英推进现代化的目的在于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同时也是挽救自身的特权地位、统治地位，因此这些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的改革总是军事改革先行，经济、法律、教育随后，而政治始终不会动摇根基。比如日本表面上可以将幕府将军的统治改变为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统治；德国可以设立一个新的皇帝于诸邦邦主之上，但精英统治的地位不变，主权仍然在君不在民。而社会其他各个阶层不能够平等地进入政治体系，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于是问题便逐渐显露出来。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和日本工人队伍迅速地壮大，农民失去了土地变成了佃农。在社会结构的变化中，由于国家重视教育、推行教育普及，新生阶级的权利意识和组织程度得到提高，而政治体制无法接纳这些新生的阶层、无法处理他们的诉求，德国的工人有了自己的政党，日本的工人有了众多的工会，佃农组织起农会，这些组织都是在传统社会里所没有的，这些组织所提出来的诉求也是传统的治理机构所没有办法处理的。

这个半截的现代化，也就是经济体系中的现代化，导致的问题是子系统的内部不协调，这张图和休息前给大家看的现代社会的图非常相似，但是内容全换了。在德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转型中，经济子系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经济子系统已经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变成为市场经济，但是这个市场经济是被管制的市场，政治上和传统社会没有任何变化。这三个子系统之间严重地不协调，这里产生了松驰、而那里产生了紧张，在这里发生了断裂，在那里又堆积了多余。

八、德日的扩张在于证明其政权的合理

由此，第一个会遇上的问题是国际政治体系的紧张。既然统治精英是以挽救国家危亡开始现代化的，他们的直接目标就是富国强兵。一旦这个目标实现就会引发国际政治体系的紧张。日本的军事力量增强便加快了向外扩张的步伐，先后与中国和俄罗斯交恶。

从实用的角度来讲，这些新建立的中央政府，都需要对外战争的胜利，以保证国内对他们的支持，保证军事预算的顺利批准。因为这些政府都是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1871年成立；日本帝国1868年明治维新成立），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政权，它们时时刻刻需要向国民回答其存在的合法性，而最有力的辩护词就是国家利益、国家安全。

另外，统治精英希望能够维持国内的稳定。但是由于工业化造就了一个多元的社会，多元的利益必然发生冲突，多元的利益必然在政治上有不同的诉求，而传统的政治体制和结构无法处理这些多元的诉求，只好找出一个超阶层的、超集团的所谓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来压制各个集团的利益。

比如新兴的工商金融阶层在政权体系内部没有权力的代表，它们的利益诉求与统治精英必然产生冲突。比如在关税问题上，新兴的工商金融阶层希望政府降低关税、取消关税，而传统的统治精英又希望政府用高关税保护他们，特别是大地产。大地产希望推高国内粮食价格，但是粮食价格上升就意味着工资成本上升。所以传统的统治精英想代表各方的利益非常困难。这就是所谓超集团、超阶层利益代表者所面临的悖论，永远无法解决的悖论。

为了压制大工业、大商业和大金融的资本主义倾向，俾斯麦（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实际上他是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在制订外交政策的时候，为了防止英国的立宪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在德国的传播，“假装”与英国制造外交摩擦。在外交上采取的强硬思想，还可以通过外交上的问题以民族利益为理由增加国内的税收和军费开支，在国内团结一致对外的旗帜下执行高压政策。俾斯麦在德国执行高压政策，一边去抑制工商知识界所要求的自由主义，一边打击工人和底层民众争取利益的运动，大肆发展民族主义。所谓民族主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种族划分，不是由理念、信仰划分的）。发展民族主义肯定会引发国际上紧张的局势；德意志帝国的民族主义逐渐演化成为种族主义。

至于国内局势，在工业化之后的多元社会，一个政府很难代表各方面的利益，国内各方面的矛盾很难缓解，在德国工人运动不断高涨，出现了德国工人阶层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开展议会斗争，在议会里争夺席位，最终俾斯麦不得不出手镇压，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对于国内的宗教人士，俾斯麦也采取了高压政策进行宗教迫害，打击新教巩固天主教。在德意志帝国高峰期间，出现了大批的知识和专业人员的移民潮。

日本跟德国的情况差不多。由于陈旧的政治体制不能够接纳多方的利益诉求，日本底层的民众采取了极端的手段（暗杀、兵变）挑战统治。整个日本帝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就处于动荡不安之中：1921年安井财团的首领被刺杀，1942年三井财团的总裁被刺杀，底层民众对于大财阀的仇恨，底层民众和财团利益的冲突，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渠道宣泄，于是就采取这种激烈的行动。

九、纳粹是民众对精英专制的接受，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的擅自行为

对于这些过激的表现，统治精英怎样应对？统治精英利用了民众缺乏个人权利的意识，不断地宣扬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不断地宣扬天皇陛下，皇帝陛下代表全民族的利益，试图来软化底层民众的立场。除此之外这些统治精英还采取收买的办法。比如说俾斯麦向工人提供社会保障、失业保障、退休金，用利益交换权利。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德国和日本的民众确实也缺乏个人权利意识，容忍和服从了精英的统治，接受了利益和权利的交换。

民众对精英专制的接受，最明显不过的例子就是德国的民众接受了纳粹的专制。1933年纳粹被任命接任魏玛共和国，德意志民众有一部分人是欢欣鼓舞，另外一部分人默不作声地就接受了。因为在魏玛共和国晚期的时候，在西方大萧条的冲击之下，百业凋敝、失业率急剧上升（20%以上），老百姓怨声载道政局动荡，大家都盼望着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收拾居民，带领德意志民族走出悲惨的境地。于是，希特勒满足大家的期望出现了。在现代制度体系中，观念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困难的情况下，企业提高集中度和垄断成为比辛迪加、卡特尔比以前更大的垄断集团。企业要求政府增加军费开支，支持对外扩张，而民众也希望国家重振局面，默许了个人独裁和扩军备战。

日本的政治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同时出现了激进化的倾向。军队控制了政府，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结果是精英领导的现代化虽然以更快的速度实现了工业化，但是工业化并没有自动地带来民主化，在政治子系统中依然是传统的皇权官僚专职，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依赖民族主义和作为全民利益的代表，而民族主义最终意味着对外侵略扩张的倾向，所以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后发国家，从成立之前开始就不断地战争。权力集中在军队手中，只有皇帝可以指挥军队，所以军队在德国和日本成为了国中之国。

军人的力量不断地膨胀，膨胀到最后已经是反过来控制了政府。1931年的918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一手制造的，日本政府甚至都不知情。甚至在政变爆发以后，日本政府要求关东军克制，关东军居然不予理睬。当时日本的首相犬养毅不赞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制造紧张局势，也不同意满洲国的建立。他的结果就是，1932年一个海军中尉冲到首相府刺杀了首相犬养毅。

总结来说，这些问题问题出在政治体系没有及时地变化，没有建立起现代政府的一套治理机制，使得军队可以胆大妄为，没有建立起一套利益的平衡机制，没有一个大家所认可的公平的利益博弈规则，最后激进化和集团化。当每个利益集团的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统治集团的权威遭到挑战，在怀疑和挑战面前，精英阶层不得不铤而走险，将政策和国家发展推向极端，走向战争和革命。

十、中国的改革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从德国和日本的“后发”道路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些什么启示？我认为可以帮助形成一种社会共识，避免后发劣势。后发劣势来自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落后，社会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已经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不能与经济发展相匹配。

经济经过了工业化之后，已经形成了多元的格局，如何处理多元利益的纷争和多元利益的冲突？需要在政治子系统中要提供一个平台、提供一个多元利益博弈的规则，这就是法制。如果政治体系长期地不动皮带就拉断了，不能够解决在经济子系统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同样，观念子系统只放一个民族主义行不行？当然不行，我们现在怎么寻找最大公约数？怎么寻找适合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理念，大多数人能接受的理念理念是什么？

我现在所讲的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并不急于找到解决方案。纵观历史，德国、英国的转型花费了很长的时间，而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悠久的历史，需要更久的时间。另外，中国转型的初始条件和西方国家不一样，德国和日本是从封建制进入到现代制度；中国是从封建制到了皇权官僚专制，再从封建官僚专制向现代社会过渡。所以中国也不能照搬德国和日本的经验。这个课题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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